第560章 末路狂奔,平定县山路的杀机(2/4)
绕到侧后方一条堆满废弃办公桌的杂物通道,推开了信访局地下室储藏室锈蚀的铁门。这里本该堆放着二十年积压的群众来信,此刻却空出一块三平米见方的水泥地,地上铺着一张磨得发亮的旧毛毯,毛毯中央端坐着一位穿藏青布衫的老妇人,怀里抱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,正低头数着膝盖上散落的几枚硬币。她叫李秀云,平定县红沟村村民,丈夫死于两年前矿难,三个儿子两个在矿上失踪,一个因举报被“精神病鉴定”送进安康医院至今未归。过去八个月,她每天步行四十公里来市里上访,风雨无阻,却从未踏进过接访大厅一步——因为马宗明亲自批示过:“此类缠访户,一律引导至地下室‘情绪疏导室’静坐。”
齐学斌蹲下来,没说话,只是从公文包里取出保温杯,拧开盖子,将温热的姜茶递过去。
李秀云抬起浑浊的眼睛,盯着齐学斌看了足足半分钟,忽然用袖口狠狠抹了把脸,把硬币一枚枚塞回包袱,哑着嗓子问:“你是新来的市委书记?”
“是。”
“那你认得这个吗?”老太太哆嗦着打开蓝布包袱,里面没有状纸,只有一叠泛黄的田契复印件,最上面那张边角已被摩挲得发毛——那是1952年土改时,红沟村三百二十户村民共同签署的《集体林场共有协议》,盖着当时县人民政府鲜红的公章。
齐学斌接过来,指尖拂过纸页边缘一道细微的折痕。这折痕的位置,恰好对应着协议末尾“禁止私挖滥采”条款下方,被某种尖锐物体反复刮擦过的白色印迹。
“马市长去年签的《红沟生态修复特许经营权转让书》,把这片林场以零元对价,转给了张富贵的‘绿野开发公司’。”李秀云的声音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,“可我们村的老人还记得,当年协议上写着,这林子底下埋着老矿井的通风竖井图纸。图纸丢了三十年,直到上个月,我儿子在塌陷的猪圈底下挖出个铁皮盒——里面有十二张手绘图,每张都标着红沟矿主巷道的走向、支护结构,还有……”她顿了顿,从包袱夹层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硫酸纸,上面用炭笔勾勒着纵横交错的暗河脉络,“这是当年矿工们用命画出来的地下水系图。张富贵的矿,就是靠着堵死这些暗河才没淹死人。可去年暴雨,三条暗河同时溃口,冲垮了小学围墙——那墙缝,比宋警官腿上的裂口还宽。”
齐学斌将硫酸纸小心叠好,放进公文包夹层。他没提宋德胜,也没问图纸来源,只是问:“您儿子现在在哪?”
“安康医院三楼东侧第七间。”老太太突然抓住他的手腕,指甲几乎掐进肉里,“他们说我儿子疯了,可他清醒得很!他天天在墙上画矿道图,用指甲抠出血写的数字——37、24、19……全是矿工编号。昨天护士换药时,他趁人不备,在输液管上咬出个豁口,血顺着管子流进盐水瓶,混成淡粉色……他是在告诉我们,那些没被捞上来的尸体,泡在暗河里,还没烂透。”
齐学斌站起身,脱下西装外套披在老太太肩上,转身走出储藏室时,脚步未停,却对着空气说了句:“通知市卫健委,明天上午九点,原州安康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岗位竞聘,由我亲自主持。”
这句话没传进李秀云耳中,却精准落进了隔壁消防通道监控死角里——那里站着刚结束巡逻回来的信访局保安队长,也是当年红沟矿难中唯一幸存的瓦斯检测员。他悄悄摸出裤兜里的老年机,按下一个快捷键,屏幕亮起,显示通话对象是“阿武”。
傍晚六点四十分,齐学斌独自走进原州市委大院后巷的“老槐树茶馆”。这里曾是市委老干部活动中心,如今改作对外营业的怀旧茶馆,木梁上悬着褪色的搪瓷缸,收银台旁贴着泛黄的《原州日报》合订本。他选了角落靠窗的位子,点了一壶茉莉
